1964年，英国学者李约瑟的《中国科技史》一书出版。
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：古代中国，包括科技成就在内，诸多方面都遥遥领先全世界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，反而诞生在了长期落后于中国的西欧？
确实，中国古代有庞大的人口规模，创造出过巨量的财富，有成熟的官僚体制，有灿烂的诗词歌赋，有超稳定的统治结构，有从未中断的文明，有影响世界的四大发明，相当的辉煌，就是没能孕育出现代科技。
李约瑟之问极具开放性，因而引发了很多学者探讨，并给出了多种答案。
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回答。顾超先生在他新出版的《科学与权力》一书中，用“知识政体”这个概念回答了李约瑟之问。
中国古代固然辉煌，但儒法国家的管理模式和特有的知识政体，导致中国古代一直处在一个辉煌的“死胡同”里。
展开剩余71%所谓知识政体，就是知识产生和运作的机制。
任何一个社会，总有一些人负责生产、创造知识。什么样的知识会被创造出来，这些知识被如何运用，其背后是有机制的。不同的文明，不同的国家，知识政体会大相径庭。
中国古代，秦汉以后，成了一个儒法国家，以儒家的尊卑等级思想为意识形态，以法家的制度和手段进行统治，形成了成熟的官僚体系。有多成熟呢？领先西方上千年。
中国的儒法国家形成了自己的“统合型”知识政体——知识的生产和应用完全服务于皇权。反过来说，无益于维护皇权的知识与知识生产者，要么被铲除，要么因为无用武之地而消亡。
所以中国古代人虽然长期记录天象，但不会发展出天文学。天象的记录和解释只是为朝廷服务，所以记录者不可能去研究天象背后的科学。
在儒法国家的治理模式下，权力是决定资源分配的唯一依据和标准。一个人，一个家族，一个组织，只有在权力体系中有位置，才能分一杯羹，才能获得利益。
漫长的帝制时代，在历史课本里被称作“封建主义社会”，学者俞可平则认为帝制时代是“官本主义社会”。在资本主义社会，金钱决定一切，在官本主义社会，权力决定一切。
在官本主义的帝制时代，读书人或士大夫是知识的主要生产者。他们拥有最聪明的大脑，终生追求的就是做官，通过获取权力兑现利益。与此目的无关的知识，无用，无益，甚至危险。
所以，中国古代知识的生产和运作，不是基于自由和天性，不追求自然的因果和逻辑。苏东坡的诗词再漂亮，程朱把儒家经典研究得再透彻，王阳明的心学搞得再深奥，这些知识都与科学无关。知识分子获得权力之后，空闲时间研究的知识，往往停留在审美层面、道德层面、人际关系层面，绝对不会涉及科学。
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，是抒情，是审美，是文字游戏，而非追问月球的运行规律，与科学无关。
科学是独立于权力的，无论皇权多么强大，都不能改变1+1=2这个真理。科学这门学问，与权力决定一切的体制必然冲突。因为权力不仅决定财富分配，还决定什么是“真理”。当科学可以自行确认什么是真理，等于宣告真理无需权力认定，这就是对现实秩序的威胁，当然就危险，不会被容忍。
宋朝一向以宽仁著称。宋太祖赵匡胤曾经下令网络天下懂得天文的人才。经过各地的层层选拔，一批天文人才被送到了京城。结果，由于岗位有限，只有一小部分被授予了官职，其余的人咋办?被当成罪犯发配去了海岛。所以啊，即便你有能力生产出有用的知识，要么你被体制化，要么你会被消灭。
根据学者黄亚生的研究，中国历史上创造性最强的时代是战国时代和南北朝时代。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皇权还没有确立，而南北朝时代的分裂与战乱削弱了皇权。
从宋朝开始，读书人一心写八股文章，参加科举考试，在四书五经中打转，圣贤书之外的知识，是离经叛道的，是无用而且危险的。
当最聪明的大脑，都在忙着追逐官位，在划定的圈子里研究学问配资怎么开户，不管这个圈子内多么辉煌，都像是徘徊在死胡同之中，当然不能创造出现代科学技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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